4月18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在“总书记关心的民生事”专题中，聚焦国家南繁基地的科研育种工作者。对坚持20年在南繁开展水稻育种的南京农业大学刘喜教授进行报道，展现了南农人秉承“诚朴勤仁”校训，深耕南繁育种的真实写照。

倾听新时代育种人的心声与追求——

躬身阡陌 只为稻菽千重

光明日报2022-04-18

南繁公共试验基地试验示范点的水稻。新华社发

科研人员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里做水稻杂交实验。 新华社发

【总书记关心的民生事⑦】

编者按

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也是农业的“芯片”。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来到位于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的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并强调：“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

如何不负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科研育种这件“有养育中华民族的战略意义”的大事办好？全国种业工作者怎样继承和发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勇攀农业科技高峰？我们与您共同聆听新时代育种人的奋斗故事，从中感受一种情怀，一股信心，一腔热望。

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位于海南省，是国家重要的农业科研平台。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全国育种基地以来，南繁基地已成为我国新品种选育的“孵化器”和“加速器”、保障农业生产用种的“调节库”和种子质量天然的“鉴定室”。

每年，都有大量农业科技专家、学者从天南地北赶来从事育种工作，“一边当农民，一边搞科研”。在南繁人看来，为了让中国种子谱系更全面、种源更加自主可控，每一分努力都值得。

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分子设计技术与应用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徐建龙：

分子育种，把更多优异基因挖出来

我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时候，我们国家的水稻基本上以农家品种为主，产量很低，但系统的水稻育种道路已经开始了。比如，把高秆的水稻品种矮化，水稻单产迎来了第一次飞跃。但由于缺乏技术，老一辈育种家只能凭肉眼观察水稻性状进行育种。

20世纪90年代，我进入浙江省农科院做常规育种，靠的就是一把尺子、一个本。90年代后期，植物分子标记技术开始发展起来，我想着，要是把这个新技术用到水稻育种中，肯定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于是，我迅速调整研究方向，把重点转移到了水稻分子育种上。水稻分子育种，是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育种中，在分子水平上操作控制水稻性状的基因。用这种方式育种，首先得了解促使水稻表现出某种性状的基因是什么，用分子手段定位、分析、挖掘，然后将具有各种优异性状的基因聚合起来，再结合常规育种方法培育出具有优良性状的种子。

以往的分子标记研究都是在实验室里做，但育种工作与实验室工作是不一样的。为了确保实验室和育种工作之间的有机衔接，我们开发出了一种回交导入系的分子育种模式，提高了基因挖掘与分子育种的效率。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育种科研的现状：我国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国际领先，现已克隆了近4000个功能基因。其中很多基因都是通过突变体和实验群体克隆出来的，限制了其在育种上的利用价值。

围绕水稻复杂性状的分子设计育种理论与技术的重要科学问题，我们逐步建立全新的水稻分子设计育种信息平台和设计技术，开展绿色超级稻种质创新和新品种培育。

当今，我国水稻产量已得到了很大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开发新的耕地资源显得尤其重要。以往的水稻育种研究很少涉及耐盐碱性状，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0月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考察调研时强调，“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

按照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努力，建设成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我们有信心。

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刘喜：

往返20年，深刻体会到肩上责任

4月的三亚，热浪滚滚。站在田里，没一会儿就汗流浃背。2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到海南参加南繁收种工作。当时睡了20天像吊床一样的钢丝床，收种结束后就回南京了，对南繁没有太多理解，只觉得工作和生活都太艰苦。

那时，南繁规模不大，机械化水平较差，大部分试验田都是靠牛耕整，而栽秧基本上是租哪个农户的地，就由哪个农户负责。2005年，我们找到了现在的南繁基地——椰林镇城东村安马洋，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南繁核心区。在核心区中，无论是育种环境，还是生活环境，都得到极大改善。随着团队规模不断扩大，试验规模也不断扩大。学校还在崖州湾成立了三亚研究院，开展南繁服务工作。

南繁是水稻遗传育种工作的必要一环。每年11月底我们在南京收获水稻后，都要到海南岛种植收获的育种材料，加快育种进程，缩短育种年限。于是，我们就像候鸟一样，冬天在海南，夏天在南京，一心培育水稻。

2011年3月的一天，我在南繁育种基地田间观察时，在10多万株水稻中发现8株水稻出现褐色坏死斑点。我把褐色水稻结的种子拿到南京继续繁殖、研究。连续种了两代后，褐色水稻终于稳定遗传下来。2013年年初，我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突变体材料向团队负责人万建民院士汇报，万院士决定作为一个项目开始研究。经历8年深入研究后，我们成功克隆出调控水稻先天免疫的新基因，揭示了该基因影响水稻苗期稻瘟病抗性的分子机制，发现了水稻依靠钙离子通道激发自身免疫系统抵抗稻瘟的内在本质。

南繁基地的工作，就是把带来的一批种子变成新一批种子的过程。播种和插秧比较烦琐，要确保所有材料对号入座，不能出错；杂交配组也是一样，亲本不能搞错，每天中午要守着水稻花开的时候授粉。其中的辛苦，只有育种人知道。

往返20年，我深刻体会到自己肩上的责任。现在，人们生活越来越好，吃得越来越健康美味。我们团队也会继续前行，追求选育更高产、更优质的水稻新品种。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国家玉米改良中心副教授宋伟彬：

靠自己，才能在种业创新路上走得更远

几天来，我的脑海里时常回荡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的讲话。滚烫的嘱托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给我们一线科研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在硕博、博士后阶段均从事玉米遗传育种研究，近几年，又围绕籽粒灌浆遗传调控机理解析和单倍体育种技术创新开展深入研究，挖掘出了OS1、Mn6、ZmCTLP1等关键基因，助力产量性状遗传改良；围绕单倍体育种技术环节中诱导率低的“关键卡点”，克隆了新的单倍体诱导基因ZmPLD3，这将大大加快玉米遗传改良进程。然而，我也意识到，要使玉米产量大幅持续提升并非易事，需要更多新技术突破和综合运用才能实现。

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国家玉米改良中心赖锦盛教授玉米分子育种团队，我积极参与多项关键育种技术研发。一方面负责玉米遗传转化平台，创制出了优良的抗虫玉米ND207，为玉米“保产”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协助团队负责人开展基因编辑技术的创新研究。

基因编辑技术是生物育种领域的颠覆性技术，但该技术的核心专利——编辑器被美国等少数国家所垄断。面对这个“卡脖子”难题，我们团队成立攻关小组，经过近五年努力，终于研发出了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器Cas12i和Cas12j，在水稻、玉米、大豆、猪等多个农业生物中具有基因编辑活性，完全满足当前我国基因编辑产业化的要求，且不受国外专利限制。通过这项研究，我们更加意识到，必须依靠自己、强大自己，才能在种业创新路上走得更远。

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是海南省为支撑国家“南繁硅谷”战略和种业发展而设立的新型研发机构，中国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团队积极参与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建设，围绕玉米种业科技创新，在多个研究方向持续取得进展。作为一名一线科研人员，我将不负总书记嘱托，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为打好种业翻身仗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报道团队：

本报记者 张胜、陈怡、王晓樱、王建宏、张文攀、王胜昔、严圣禾、龙军、赵嘉伟、王斯敏

本报通讯员 杜克成、刘军旗